读《国富论》有感一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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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国富论》有感一千字篇1
实话实说，初读《国富论》是由于它的声望，有人说，它是经济学领域的不朽巨著，有人说，它对人类幸福所作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的贡献的总和。带着这些赞誉声，我翻开了这本书。
《国富论》于1776年在英国出版，他的作者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创建者―亚当·斯密。对经济学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一个引领时代经济发展的巨人，他的自由经济思想，一直沿用至今。读好一本书，必须先了解它问世的时代背景。在18世纪的西方，由于世界地理大发现，发现了新大陆，工业革命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新兴资产阶级积极进取，。在这些新背景下，就需要有新的制度来维系。
《国富论》由此产生。总的来说，贯穿整本书的思想就是自由主义，围绕自由他谈了自由经济，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他在《国富论》中建立了以自由竞争为基石的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它解决了财富来源的问题，斯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增加国民财富为主线，以资本主义社会3个阶级的收入理论为核心，总结出国民财富增长的两种途径，一是分工和劳动生产卒的提高，二是增加劳动者数量和资本积累。斯密的《国度论》系统的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共分为五个篇章，它不仅仅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还在思想学，社会学上发挥重要作用。
有位名人说过，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的知识水平，思想道德不近相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方式不一，自然就会有不同的观点。接下来，我就这本书中所涉及的内容谈谈我的观点。首先，我对斯密提出的自然权利与自由思想表示赞同。
自然权利是自然秩序赋予我们的权利，而自然自由作为一种经济自由，则是自然权利的一部分，为人们所享有。自然，是《国富论》中倡导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也是它的核心概念。但是，亚当·斯密将自由理解为完全自由，这是不对了，我们都知道，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里的自由也应该理解为相对自由，这也是今天在中国倡导发展的经济理念，当然，这是后话了。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始终把公平，平等，平等对待作为理想。他解释道:“两个性格极不相同的两个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医生，他们的差异，不是起因于天性，而是起因于习惯，风俗与教育。”他关于平等观的思想是超越了几个世纪，与当代所倡导的平等自由相呼应，我想这大概就是伟人的独特之处，他们永远快于时代的步伐，他们永远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读《国富论》有感一千字篇2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之“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中国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失败，已经回归了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充分，在诸多领域内还存在着垄断﹑不平等﹑欺骗﹑霸权，等现象，这些现象造成了社会的诸多不和谐。但这并不是市场经济的错，而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充分，当中还存在着过多的政府行为。斯密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政府所应该做的是1﹒保护国家不受其它国家侵犯。2﹒维护司法的正义。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工程和公共制度。即使政府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也要考虑引入竞争机制;在目前社会转轨其间，老百姓们切不要对市场经济失去信心，如果我们抛弃市场经济，我们将回到更坏的计划经济。政府更不要自以为是，以为没了政府，市场经济就会陷于混乱。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关心自己利益的人民来推动，而不在政府。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管理得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就如同老子所说，“太上，下知有之。”政府更要知道自己的界线在哪里，这样才是一个好政府。
在文章最后，驴想起了一个故事：1956年10月是 的70大寿，当时蒋婉拒祝寿，但盼海内外同胞就国计民生问题直抒所见。《自由中国》杂志向胡适先生约稿，胡适先生有感而发，写就《述艾森毫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胡适先生在结尾劝蒋说：“一国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他希望蒋‘彻底思想这六字决’。努力做一个无智无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能’的元首。”
读《国富论》有感一千字篇3
斯密《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一样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由于《国富论》蕴涵了诸多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分析方法，并提出了经济学原理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政策实施意义，本文仅对自身感兴趣或自认为有异常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部分理论进行表述和评点。为避免打破原书的逻辑思维结构和思想脉络，本文以《国富论》(谢祖钧、孟晋、盛之译，国富论----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所列章节目录为序作以择要。
(1)斯密认为，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须随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长。而没有后者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前者的增长。而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就是国家财富的增长。没有国家财富的增长，也就不可能有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在那个以农业为主导的时代，资本的增加引起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这一过程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使得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在整体上大为增加。然而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这种国家财富增长所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甚至还有减小的趋势。同时，在我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在国民经济持续高涨的同时(那里仅从数字能够说明，至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和可靠度则另当别论，但还是能够得出经济快速发展的结论的，只可是是程度不一样而已)，尽管有劳动力需求的很多增加，但国内的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失业人数逐年增加。当然，这其中有人口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量、劳动力素质与就业岗位不匹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至少也说明斯密的这一理论没有研究到诸多的外生变量，需作进一步的改善，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2)斯密认为，资本在农村的利率总要比城市的高，这是由于农村金融市场规模不经济、借贷成本高、资金市场供不应求等因素引起的。资本在农业方面虽然对社会贡献最大(此刻已不能绝对地说是最大，用比较大的说法也许更适宜)，但利润比较小，所以对农业方面的资金投入总是不能得到满足。所以，也就出现了农村发展的两难:问题：一方面是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缺口趋于扩大，一方面却是各种金融机构不愿意在农村从事放贷业务。以斯密的思维，能够经过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限制来发展农村业务，经过围绕时常利率进行自由浮动的适度高利率来弥补各种借贷成本，最终经过竞争者对市场的争夺逐渐回归到利率的正常水平，这不失为当前解决建设新农村资金筹集困难的有效途径，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坚持利率的适度高的水平，不然可能会因为高的利率带来新的高风险，就适得其反了。另外，也可经过引导和规范而不是限制和取缔各种非正规民间金融、加大政府财政支农力度等措施来解决农村市场的金融抑制。
(3)斯密认为，当一个人的资财，只能维持他几天或几个星期的生活时，他会很少研究从这笔资材中获取收入。他会尽可能地节俭消费，期望依靠自身的劳动，能获得一些收入来增补这笔资财。他的资财完全来自他的劳动收入。各国的穷苦劳动者大多过的这种生活。斯密经过分析资财的额度和可支配期限将其界定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支出两部分，又将生活性支出按来源和用途细划为三种类型。这样，使我们对收入的认识逐步深化，更利于支配和使用不一样类型的资财，为之后人们树立了理财观念和收支计划供给了依据。
(4)斯密认为，一个为了消费而借贷的人很快就会破产，而借钱给他的人通常也会后悔自我的愚蠢。所以，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不论是借款还是贷款不管什么场合高利盘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双方均将不利。既然借贷的人多为穷人，放贷的人会提高利率(如高利贷)来弥补这部分风险，但利率提高的同时又增加了还贷的风险。这样就存在了一个悖论：不管是借贷者还是放贷者，双方都存在利益的流失和各种风险，高利贷却依然能够生存下来。我认为原因是高利贷的存在包含了诸多不正当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比如黑势力介入、借款者被迫从事违法犯罪现象等。
由于当前我主要涉足的领域是农村的金融问题，所以对《国富论》中与此相关的资料进行了拜读和分析。第一篇和第二篇做了有选择的精读，第三篇是概要地阅读，第四篇和第五篇仅作大致浏览，尽管殖民地部分斯密做了最为详尽和精彩的论述，然而限于时间和篇幅，在此一一略过。上头的一些认识和观点纯属我个人的意见，期望教师和学者能够点出其中理解偏颇和谬误之处，以期更好地理解这本经济学的典范巨著。
读《国富论》有感一千字篇4
《国富论》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一个人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为我们增加国民收入水平指出了一条明路。一部苹果手机卖几百美元，中国装配工人只能拿其中的几美元，零件制造商只能拿几十美元，而苹果公司即没有提供原料也没有组织生产却能够拿走绝大部分利润。看待这个事实，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其归结为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剥削压榨。我们应该认识到，收入分配取决于劳动创造的价值。中国一条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人们工作了一天，装配了一千部手机，他们能获得的报酬绝不会高于他们装配这一千部手机的劳动的价值;而一个苹果公司的员工工作了一天，写了一个补丁，修补了系统的一处漏洞，应用于全球千万部苹果手机，他的劳动为用户预防了难以估量的损失，难道他不理应获得比装配工人高得多的报酬吗。所以，我们要潜心科研，占据行业中高端位置，从低端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让自己的劳动价值得到提升，这才是提升国民收入水平，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
《国富论》虽然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不能否认，它毕竟是一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的著作，其中的一些理念我们不能照单全收。《国富论》中提倡分工、重视教育，这都是我国所认可并大力推行的，但它所描述的政府职责、提倡的自由放任政策却有待商榷。《国富论》认为，政府主要的任务在于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并“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这些的确是政府的职责，但却远远不是政府的全部职责。《国富论》主张将生产调节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它没有看到市场的盲目性。比如说，今年的蒜卖的价钱很好，大家一看，第二年都去种蒜，这势必会导致第二年市场中蒜的数量饱和，只会导致蒜价狠跌，所有人都亏的血本无归。这主要是由于市场信息没能及时传递导致的。政府作为管理者，其较市场中的参与者而言具有获取信息的天然优势，若政府出手及时在宏观层面上对生产进行调控，定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上述悲剧。
读《国富论》有感一千字篇5
关于《国富论》中提到的自由，我认为，作者亚当•斯密主要在论述“贸易自由”。
他先给出一个比喻：一个家庭生产皮革、一个家庭生产弓箭，生产弓箭的家庭通过打猎获得动物毛皮，然后将自己获得的动物毛皮，卖给生产皮革的家庭获取利润;生产皮革的家庭于是有原料制造皮革，再销往市场获取利润;然而，如果生产弓箭的家庭自己打猎、自己制造皮革，那么他就不会和生产皮革的进行贸易，但是他既打猎又造皮革，显然浪费了从贸易中获取利润的机会，而且使自己精力分散无法同时做好两件事，常常顾此失彼。这个比喻说明，贸易和交换的重要意义，节约生产成本，有利于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
见识到了贸易的重要意义，他进一步论述工业制造业之间的贸易，甲行业生产A原料，乙行业需要A原料才能生产B商品，B商品是丙国国民的生活必须品。这样一来，贸易的存在能够解决很多矛盾;而自由贸易的存在不仅使一商品可以在一国境内自由流通，满足一国国民需求，而且避免了一国因技术、资金等各方面原因不能生产该商品而带来的不便。斯密是这样说的：“但是，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彼此交换，每一个人就必须为自己筹划自己需要的每一种必需品和便利品。”
他以英国的《航海法》作为反面教材，认为贸易保护主义会带来另一贸易国的报复。虽然这样的保护主义在一段时间内，会起到保护本国商人利益的作用，但是贸易的另一重要目的在于国民的消费，即消费者的利益。损民肥商，这并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而且，在你向对方设置贸易壁垒的时候，人家也在对你进行报复，也会采取和你近似的手段。这样的状况不利于贸易自由，不利于商品的自由流通，当然也不利于资本的自由流通，实际上受损的是双方国民的利益。
但是，斯密提出“自由贸易”理论是有局限性的。
读《国富论》有感一千字篇6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现象。茅于轼先生曾举《镜花园》里君子国里的故事加以说明人的利己行为，小说第十一回里描写了君子国里一名隶卒买物的情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己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道。试问哪个腹中无盘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哪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路过两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茅于轼先生讲完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两点思考。第一，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们常常地错误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过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了把关心别人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同样会有争论。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和谐的社会。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商业交换中，买方和卖方通过讨价还价，最终会达成协议。而在君子国这个人人为他的社会里，讨价还价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说不得不借助两个过路老翁来调解矛盾。这里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谈判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利己是可以达到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利他则是一个纠纷不断的社会。
读《国富论》有感一千字篇7
每个国家成员的劳动都是为本国国民供给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这部分产品换取外国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响一国成员数量多少的原因，也就是说劳动供给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数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说有两个：一个是劳动者劳动技能的熟练，也就是此刻所说的生产力，一个就是从事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的比例。相对这两点，第一点的影响更大，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很多礼貌未开化的种族中，人民有时候必须抛弃或者杀死其中的老弱病残，以保证种族的延续；在许多礼貌开化的社会中，总是有许多从事无用的劳动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员和军队！
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生产的商品大大增加。这要归因于三种情景：第一，每一个工人只从事一种工作，能提高劳动熟练程度；第二，节俭了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第三，发明了一些机器，大大提高劳动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人类族群内部是禁止偷盗和抢劫，所以某个人想要获得某种物品仅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我劳动获得，一种经过交换获得。在族群内，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发现自我专心制作弓矢比自我去打猎更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发现自我专心造房比种田更有利，于是他们就是专心从事某种劳动了，分工就产生了。交换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本事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因为市场太小，劳动者无法用他们自我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随意换得需要的别人的劳动产品。最先开化的种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为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相对来说，水运对于陆运有天然的优势：第一，水运风险较低，陆运要经过野蛮民族的领地，危险较大；第二，成本相对较低，经过水运需要的人数和交通工具较少。所以由于水运的好处巨大，工艺和产生的改良出此刻水运便利的地方就理所当然，这样改良要很久才会传到内陆地区。
当劳动分工完全确立后，一个人自我的劳动只需要很小部分就能够满足自我的需求。他必须拿着自我用不完的劳动产品来换取其他人的劳动产品。在交换的过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认，能够换取所有的劳动产品。在这期间，有贝壳、糖很多的物品充当了这个主角，可是最终都被金属所代替。这是因为金属易于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属货币就这样产生了。
一个人是贫还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多少和品质决定。商品的价值分为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任何商品的真实价格就等于该商品能使他购得或者支配的劳动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是尺度。世间所有财富，最初都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虽然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可是商品的价值通常并不是用劳动去衡量的，而是经过商品的名义价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劳动也像商品一样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所谓真实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必须数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谓名义价格就是必须数量货币。劳动者的贫与富，不是与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是与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劳动的真实价格，一年一年的来说货币更容易体现。一个世纪来说谷物更容易体现。
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劳动是决定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主要标准。比如，两个小时劳动才能获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两倍于一个小时就能获得的物品。如果要让资本投入生产，必须给其相应的报酬(也就是资本利润)，这个时候资本也参与了劳动产物的分配，资本的利润与资本的规模有关。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会要求土地上所有的产物中的一部分会自我(也就是地租)，这个时候地租也参与劳动产物的分配。劳动不仅仅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劳动那一部分的价值，并且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地租和利润的那部分价值。分开来说，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这个是那个部分全数或者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商品价格，比如由这三个部分构成，并且财富就是以这三种方式在不一样的国民之间分配。一国财富的劳动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减少要取决于工资，利润以及地租是以怎样样的比例在国民间分配。
商品的自然价格就是一种商品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是按自然价格出售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就是商品通常卖出的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市场价格。市场上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称为有效需求者，他们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使得商品的出售可能实现。市场上任何一种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够满足这种商品的有效需求，那种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们所需求的数量，他们当中有些人，宁愿支付高价格也不愿意得不到商品。于是竞争便在有效需求者之间发现，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价格上升程度大小，要看货品的缺乏程度和竞争者富有程度和浪费程度的大小。反之，如果市场上的供售量超过了这种有效需求，这种商品就不能全部卖给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其中的一部分必须卖给出价较低的人，市场价格于是低于自然价格。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卖方怎样急于要把商品卖出，易腐败的物品比耐久性商品在卖方之间竞争更大。市场价格虽然能长期高于自然价格，可是却不能长期低于自然价格。如果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必然是工资，利润或者地租中某一方或全部都不能到达自然率。这样这三方肯定抽掉
一部分，使商品数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价格靠近。自然竞争的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卖方能承受的最低价格，垄断的市场价格都是有效需求者能承受的最高价格。
关于劳动工资和利润，如果一个人经过劳动不能获取养活自我，那他必须经过坑蒙拐骗来获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必须要让劳动者能养活全家人。最高工资不是出现最富裕的社会，而是出此刻最快富裕的社会，也就财富增加最快的社会。在不断提高的社会资本具有较低的利润，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工资；在财富停滞的社会资本具有较高的利润，较低的工资；在即将衰退的社会，资本具有最高的利润，最低的工资。
读《国富论》有感一千字篇8
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齐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说起国富论真的是经济学当中的开山之作，至今200余年仍有很实际的经济指导思想与教育意义。
先说说这本书产生的时期。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我们明白英国是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时代较早，资产阶级革命也相对不够完善，实现了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妥协，议会至上，王在法下的君主立宪制。在这种情景下，当时的英国还拥有着很多的封建残余，很多的封建主还拥有着土地，仍然能够在经济上和资本家一较高下。而资本家都是一些新兴的资产阶级，仍然看不到商业的发展前景，也不明白该怎样做。从微观的资本家的角度来看既是如此，那么对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来说，商业发展的影响更是巨大，东南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开辟出了新航路，并且经过殖民掠夺的方式夺得了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绝大多数殖民地，也所以获得了很多的资本积累，东边的法国已经夺得了西欧的陆上霸权，掌握着西欧的经济命脉，而长期居住在北欧的以海牧维生的荷兰人，又霸占着国际的海路贸易。在这种四周环敌的地理位置与贸易格局之下，大英帝国如何崛起，新兴资产阶级如何生存，在他们的面前是一片黑暗。而在这个时候，先知诞生了，他不是救世主耶稣，也不是佛祖释迦牟尼，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活生生的人，一个在海关任职的专员，而就是他教会了英国的资本家们该怎样做，使大英帝国在百年之内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强
国，这个人就是英国著名思想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先生，〈国富论〉的独家作者。
为何这本书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呢？阅读过本书后我们不难发现，本书虽然为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而当中的经济学思想却十分缜密，确实能够称的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里面的很多思想仍为我们此刻所用，经久不衰。
劳动分工思想，分工思想我们最早上在高中学政治时期提到的社会三次大分工，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类社会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原始社会中期的原始农业与原始畜牧业分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促进着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发生在奴隶社会中期的农业和手工业分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促进着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当时的英国所处的时代，商业与手工业的分离，促进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这些思想虽然都是马克思具体提出的，而这些思想的雏形却是亚当。斯密的提出。一个资本主义思想的开山鼻祖，一个社会主义思想的无上宗师，似乎是两个势不两立门派的绝顶高手，却在社会发展与历史研究这门武学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与感悟。三次社会分工是生产力的三次飞跃使亚当。斯密充分明白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劳工分工能够充分提高劳动效率。例如平时资本家们生产产品，都是让工人一人对一台机器的生产，而到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时候，汽车的生产首次利用上了流水线作业的方法，每个工人都有属于自我零件的任务分工，他们不用在一个人或几个人对着一辆车子工作，每个的工作似乎都是一拧螺丝那么简单，可是分工后出来的效果却是企业效益的高度暴涨，这
就是劳动分工思想的魔力。
剩余价值论，这似乎又是马克思提出的，而这也是亚当。斯密最先提出的，可是他们所处的角度不一样，亚当。斯密站在资本家的角度，提出了利润从何而来，就是从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中来，仅有这样才能不断的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进行再生产，这样资本家们就会越来越富有，而资本主义国家也会所以而积累很多的财富而称霸世界。马克思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资本家取得利润的实质就是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工人们站起来，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
阶级论，首次提出了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属于生产关系之间相互矛盾却又相互依靠的关系，地主为了取得高额利润而抬高地租，资产阶级又要为了减少成本和提高利润而与地主讨价还价和降低工人工资或提高工人劳动时间。而工人的目的就是少干点活以及提高自我的工资而与资本家进行交涉，甚至罢工与暴力革命。这生产关系的三环一环套一环，缺一不可。其实这个思想在我国的现实社会也是有很大的意义，我国最大的地主就是国家，因为土地是国有的，在可用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今日，国家不得不将地租抬高，卖给有竞争力的房地产商，而代表资本家的房地产商为了支付高额的地租而抬高房价，而作为类似于三环中工人阶级的消费者，就要和房地产商讨价还价，甚至不断变幻东家，以取得贴合自我经济实力的住处。而在很多人因为买不起房子而担忧的时候，国家又要研究消费者的实际情景下条文说如果房价再不下调，就对城市一二把手进行惩办。所以说，三环之中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互相影响，这种思想用在今日，用在中国也是完全适宜的。
而〈国富论〉当中最为重要，也最有意义的思想莫过于自由主义了，也是我们高中政治经常提到的价值规律与市场调节，俗称“看不见的手”，在当时的世界局势当中，唯有英国敢于消除世界上任何的贸易壁垒而公开的和任何国家进行贸易合作，英国以自我对其他国家的贸易优惠来换取其他国家对自我的优惠。甚至在英法战争中，英国运用自我的财富采购着先进的武器来消灭法国部队，而这些财富都是经过英国卖给法国军队用来做军服的棉纺织品而赚来的。
当然，一味的自由主义虽然能使资本家取得高额的利润，可是另一方面却会使资本家过于的盲目对待市场，投资市场，为了高额的利润哄抬物价，结果会出现生产出很多的剩余产品，资本家为了不使物价下降，公然违背价值规律，宁可把商品扔掉也不降价卖给消费者。而消费者由于消费不起干脆不消费，甚至游行示威，这导致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资本家破产，国家的统治不牢固。于是在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诞生了凯恩斯主义，即我们今日说的国家宏观调控，俗称“看的见的手，看不见的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只凭市场调节，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只凭宏观调控，就会使市场失去自由与活力，止步不前。
斯密死后，人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他关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思想，作为市场经济千古不变的基本原则，却把《道德情操论》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引发了许多罪恶，在个别地方甚至成为灾难。
读《国富论》有感一千字篇9
《国富论》，顾名思义，就是要研究什么是财富和如何增加财富的，即如何“富国裕民”的。以后的经济学家把斯密的思想简单地概括为三点：第一，追求财富增加是每个人和社会的目标;第二，利己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即人是经济人;第三，市场上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个人利己的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即经济中的自由放任。这是现代人对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市场经济，其中一大部分是坏市场经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市场经济是掠夺式市场经济——靠对海外殖民地和国内劳动人民剥削和掠夺的市场经济;东南亚、拉美和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权贵市场经济——少数人靠权力侵吞国有资产而致富，多数人堕落为赤贫者的市场经济;许多国家曾经或正在形成的贫富对立的市场经济——只注意效率而忽视公平，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污染性市场经济——以环境严重破坏和生态失衡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市场经济。当然还有各种半计划半市场的伪市场经济。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场经济。
现代经济活动追求的应该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础之上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的好市场经济。但这条路不是笔直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偏差也不奇怪，关键是要及时纠正错误。例如，把GDP作为一切，用增长代替社会全面的发展。其结果是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社会矛盾加剧。这并不是说GDP不重要，只是说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强调的财富增加不等于幸福增长就是这个意思。
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来发展经济。这就体现在社会与企业激励机制的建立上。但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还要人们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们目睹了金钱欲爆发之后的种.种罪恶，会感到斯密称《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基本的含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读《国富论》有感一千字篇10
今天说的并不是老子，而是有经济学之父誉称的亚当﹒斯密，他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现象。茅于轼先生曾举《镜花园》里君子国里的故事加以说明人的利己行为，小说第十一回里描写了君子国里一名隶卒买物的情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
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己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
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道。试问哪个腹中无盘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哪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路过两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茅于轼先生讲完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两点思考。第一，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们常常地错误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过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了把关心别人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同样会有争论。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和谐的社会。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商业交换中，买方和卖方通过讨价还价，最终会达成协议。而在君子国这个人人为他的社会里，讨价还价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说不得不借助两个过路老翁来调解矛盾。这里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谈判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同意的均衡点。